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况乎血乳恩情？扶助贫困老区、开展希望工程，这是妈妈生前最关注的事情。从我记事起，老人就经常告诫我：“孩子，记住，咱们娘儿俩的命是老区百姓给的，千万不要忘本！”每当“晋绥儿女支持老区教育协会简报”寄来，妈妈总要戴上花镜细细阅读……
5年前，北京成立了“晋绥儿女支持老区教育协会”，这项自发的民间希望工程得到全国十几个省上千名晋绥儿女们的热烈响应，在首都竟出现了三代晋绥人竞相捐款的场面，来报答老区人民对共和国的重大贡献和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每逢谈及此事，妈妈总是高兴地对我说：“你们这一代为吕梁老乡做了一件大好事，选择科教扶贫方向对头，“恩”报到了点子上。”
去冬腊月，妈妈走了，清理老人遗物时，我从母亲的钥匙链上解下一只小铜铃铛，小铃铛被磨得金光灿灿，它载负着吕梁乡亲给我们两代人的重恩历史。在悲悼妈妈的日子里，那个她讲述了无数次的故事，再次从铃铛声中传出：
母亲名叫解秉权，抗战初期是山西朔县妇救会领导人，1942年调任兴县三区（现康宁镇）任抗日妇救会主任。
1944年4月，妈妈生我时，区领导派了一位姓商的农民牵着黄牛护送，目的地是百里外河西神木县102师手术医院。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赶到了黄河边，过了黄河，到了彩林镇。彩林镇旁边有个小河，名叫贺家川。当时遇上暴涨的山洪，桥被冲垮了，为了抢时间，老商决定涉水过河。黄牛驮着妈妈在河里艰难地浮游着，湍急的洪水流映得母亲头晕目眩，她趴在牛背上一动也不敢动，老商牵着牛，在齐胸深的水里前行探路。越走水越深，到了河心，他一步踩空被洪水没顶，顷刻被大水冲走。岸边传来老乡们的呼救声，男人们沿岸奔跑着搭救老商，对岸一大群婆姨尖叫着，举手招呼妈妈，要她闭起眼睛抱紧黄牛。牛在水里缓慢地吃力游动，老商在水中拼命挣扎，幸亏远处有个转弯河岔处拦住了他。村民把他拉上了对岸，众人为他揉腹控水，这时老商脸色苍白，不会说话，只剩下一丝细气了，为护送我们娘儿俩险些丧命。
我出生不到一周，妈妈就出院了。回程路没有牲口，也无人照顾，母亲只好把我装放在一个大篮子里用臂跨着赶路，如同难民逃荒似的。从河西贺家川到河东兴县康宁镇这段路走了20多天。母亲产后没有奶水，一路上大人孩子受尽了罪，只得走十来里路就依村住下。兴县是晋绥边区首府，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党的威信很高，干部行路住宿用不着什么介绍信，每到一村落脚，村干部就热情接待安排食宿，主动召集有奶的婆姨给我喂奶，极富同情心的姨娘把最充足的奶水给了我。就这样，每到一村我就吃三四个女人的奶，像传送接力棒一样，走一村吃一村，就是靠吃着百家奶，我们母子回了到康宁镇。
三区下属十几个自然村，每村有一个抗日妇救会员。张家崖村的妇救会员名叫猴派子（兴县人谑称小辈为猴），是张家最小的妯娌媳妇，心直口快，是宣传抗日、组织劳军支前模范。母亲回镇后，她见主任没有奶水，当下自告交由她的二嫂喂养我。
奶爸叫猴炮，是张家老二，靠种十几亩崖头薄田养家度日，有两个男孩，家境十分贫苦。我去家前几天，正在吃奶的老二让饿狼叼走了，小哥是离家院不远山坳里遇害的，奶妈守着孩子小骨头悲伤了好几天，撞墙哭骂自己对不起小儿子。就在奶妈掩埋了孩子的当晚，猴派阿姨把我续到她的怀里，于莫名其妙之间，一个新生命拼命地吮吸着奶妈乳汁———啊！爱子复活了！那孔乌黑低矮的土窑洞又有了笑声。
奶爸话语不多，只知闷头干活。自我到他家后，奶爸便早起晚睡，高高兴兴担起烧火做饭的家务活，适逢村民取笑，他就大大方方说，“婆姨看好孩子要紧，再让狼给叼走，咋跟咱八路军交待！”于是奶妈理直气壮专心致志地喂养我，几乎是寸步不离，这一年，我快成了她贴身肉。懂事后，母亲一次一次给我讲述张家娇宠我的故事：“你在人家里，天一亮，奶爸下坑挑水、烧火、做饭。你奶妈在炕头上，全身抖着把你亲个不停。张家的土窑又黑又破，娘儿俩拥被而坐，你那脑袋像袋鼠幼子一样探出被角撒娇乱叫。奶妈把你惯得可不成样子了，边摇晃边唱“西毛眼，我的骨香香，西毛眼，我的骨香香……”
一年多以后，日本鬼子投降了。这时，我学会了走路。奶妈高兴之余更不安心了，为防不测，她把一大串铜铃铛紧系在我胸前和背后，我走到哪里铃铛便响到哪里；只要听铃声一小，她就立刻放下手中活计，冲出家门将我追赶回来，小铃铛成了报警器。
兴县土地贫脊，抗战时期军民终年以黑豆、甜甜饭为食。由于营养不足，我打小严重缺钙，一病就抽风不止，愁坏了奶妈全家。2岁时某晚，我突然发烧抽风，人缩成个小肉团，母亲闻讯从区上回来探望。抢救中，我的人中被掐得红肿，还是不醒人事。奶妈吓得说不出话，一个劲发抖。后来，母亲索性把我推到后炕，独自向隅揩泪，连声叹息“不行了，这孩子活不过来了”。窑外漆黑，天降着大雨，母亲和奶妈不停地哭泣着。忽然窗口火把齐明，原来是三区的刘区长带着好几个年轻农民来到窑前，他们搀扶着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进了家门。老太太是周围数十里有名的“扎针婆婆”，她那高超的针术，曾救了许多军民。后来才知道，猴派阿姨见我病危，跑到区里通告了刘区长，他马上找了几个身强力壮农民，扛着支前用的担架去接针婆婆。夜雨瓢泼如注，十几里道路之泥泞坎坷，抬担架农民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
针婆婆进了窑洞，命奶爸立即点火烧水，让奶妈和母亲脱光我衣服，老人脱去湿鞋从容上炕，打开针包，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针从我的头顶到面部、颈部、胸部一直扎到心口，我的全身布满了长针，呼吸还是困难，不会动掸。刘区长抽着旱烟，叉手在地下急得转来转去。当针婆婆把那根长针在脐部深扎下去的一刹那，我突然大哭起来，顿时，窑洞里所有的人都欢叫起来“孩子活了！”。母亲和奶妈脸贴着我脸大哭：“骨香香，你可吓死妈了”。
天明了。临走时，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三尺土布答谢老人。针婆婆摇首推却说：“你们八路军，背井离乡，拼上命到我们兴县打日本救中国，为咱老百姓服务，不容易！给娃儿治病，应该呀，我不能收你的东西！”
1947年，我3岁那年，母亲费尽心机哄我断了奶。离开张家崖时，母亲给奶妈留些钱物，以谢育子之恩，奶妈连连摆手，流着泪，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向母亲“传授”育儿之道……离开奶妈，母亲带着我回到老家雁北解放区。战乱年代，我和妈妈飘泊不定，家里许多旧物都遗失了，唯独那个小铜铃铛，母亲像对待宝贝那样把它和自己的钥匙紧拴在一起，时刻挂在腰间。现在母亲已走了，小铃铛又回到我身边，它是我生命的象征，我要把它珍藏起来，代代传下去。
